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
苏美尔文明，被誉为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其根基深扎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下游的肥沃冲积平原。这一文明标志着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其创造的众多文明要素成为该文明的核心，对后来的巴比伦和亚述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通过其他古代文明辐射到了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某些文明元素至今依然存在，并融入了西方及中东文明的深层结构。本研究将围绕苏美尔文明的固有特质，如原生性、包容性、多样性以及传承性等方面进行探讨，旨在更全面地把握这一古老文明的本质特征。通过这一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进而深入理解现代西方文明与中东文明。
哪个文明被广泛认可为世界史上最早起源的文明？对此，不同文明区域的研究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尽管如此，他们普遍承认，在最早起源的文明序列中，古代的两河流域文明无疑是位居前列的。这一文明起源于现今中东地区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并在此地逐步发展壮大，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多个阶段。苏美尔文明标志着史前时代向有史时代过渡的第一阶段，紧随其后的是巴比伦和亚述两个文明相继主导的时代。进入公元前6世纪，阿契美尼波斯人征服了整个西亚，导致两河流域的独立发展进程戛然而止，而其核心文明要素则通过波斯人、犹太人，以及紧随其后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等，流传至今。苏美尔文明，作为整个发展历程的起点，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苏美尔文明究竟有哪些显著特点？这些特点又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又如何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旨在探讨的方向。
一、苏美尔文明的基本要素及其发展过程
苏美尔，这一名称源于一个地名，它指的是位于两河流域南部的一片冲积平原。在苏美尔语中，这片区域被称作kengi（r），其含义为“开化之地”。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代居民，人们习惯称他们为苏美尔人。普遍认为，这部分苏美尔人源自两河流域地区的外来族群，他们或许是某个后来在西亚崛起民族的一分子，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他们已演变成为南部冲积平原的主要居住民族。然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苏美尔人并非外来者，其主要依据在于相关遗址和地层中并未发现显著的发展或衰退迹象，换言之，并未发现大规模人口迁移的证据。尽管如此，人口的迁移可能是一种和平的迁徙，更有可能是长期的和平渗透，因此，并不必然会对迁入地的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居民的构成必然经历了变迁，这一现象至少反映出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文化融合的现象确实发生过，同时居住人口之间在文化属性或民族属性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尽管关于苏美尔人的起源及抵达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议，然而，有一点共识是明确的：苏美尔人是古两河流域文明的核心缔造者。苏美尔人抵达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后，他们推动了当地文化的进步，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塑造了独特的民族特征，并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当前，我们有必要对苏美尔文明进行一番概括：该文明大约兴起于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位于两河流域南部冲积平原，历经了乌鲁克时代、早王朝时期、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以及伊新第一王朝等五个历史阶段，标志着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步入有记载历史阶段的初始阶段。
在漫长的演变历程中，苏美尔文明的基本构成要素逐步确立并完善，同时，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也日渐显现。
苏美尔文明的显著标志在于其纯粹性。首先，在古两河流域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中，许多要素在苏美尔文明初期就已确立；其次，这些要素的演进轨迹明显，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
苏美尔人和两河流域南部的冲积平原居民共同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文明。这一文明孕育了众多原生文明的基石，包括农业的兴起和定居生活的开端；城市的诞生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的日益繁复；国家的诞生；以及文字、科技、艺术等文化要素的进步等多个维度。这些变革均发生在公元前4500年至前2900年这一历史时期。
约在公元前一万一千年前后，农业在西亚地区逐渐崭露头角。而到了公元前七千年，自然农业与畜牧业的生产已足以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人类由此正式步入定居生活的时代。在现今土耳其东南部的恰塔尔休于以及叙利亚北部的耶利哥，考古学家们均发现了早期人类定居生活的历史痕迹。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两河流域南部冲积平原上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些聚落由数个大型村落构成，其中中心聚落扮演着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的中心角色。宗教建筑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精神凝聚点。随之而来，以获取剩余产品为目标的战争开始出现，进而催生了更大规模的社会管理组织——城市的诞生。
乌鲁克是至今在两河流域地区发掘出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考古学家的发现已经证实，在乌鲁克时代晚期，即乌鲁克四期（大约公元前3500年至前3200年），苏美尔城市的布局已经显现出后来两河流域城市的基本形态。当时，城市的核心区域是神庙，而城市的主要道路则将各个城门与神庙紧密相连。沿着这些主干道两侧，分布着居民的住宅。王宫的建成时间相对较晚，在早期，王宫的建造位置与神庙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而大多数王宫则选址靠近城门。
苏美尔文明的形成，文字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到了乌鲁克时代晚期，图画文字逐渐崭露头角，它们被发现在神庙之中，主要记录的是各种账目。随后，在捷姆迭特纳色时期，大约公元前3200年至前2900年之间，这些图画文字逐渐演变成了楔形文字。这种文字在随后的2000多年间逐步演变，最终形成了能够书写超过20种语言的书写体系。文字的诞生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该地区正式迈入了有历史记载的文明时代。而印章的诞生则更为久远，大约在7000年前，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就已经开始使用印章来标识财产的所有权。文字问世后，它和印章一同被用于治理国家经济事务，同时印章也逐渐演变成了象征王权和官僚地位的象征物。
苏美尔文明以其手工艺门类和技术的创新与提升而著称。陶器制作技艺、装饰手法及工艺的演变，共同展现了苏美尔文明从早期到不断发展完善的历程。车轮的运用更是苏美尔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它使得平原地区的陆上交通比重上升，同时也对幼发拉底河的航运以及山路上的驮畜运输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金属制品的数量在这个时期显著上升，石器制作技术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乌鲁克的祭祀用瓶和玄武岩雕刻等文物清晰地展现了该社会的进步程度。在捷姆迭特那塞尔遗址出土的玄武岩石碑上，生动地描绘了英勇的统治者猎杀狮子的场景，其雕刻技艺精湛，场景栩栩如生。在建筑方面，这一时期的神庙建筑尤为雄伟壮观。埃阿纳与安努神庙已现于乌鲁克城心，其建筑群布局严谨，装饰考究。墙上镶嵌着由多彩花形锥体构成的马赛克，图案色彩斑斓，工艺精湛。
文字与印章共同应用于国家治理、重大纪念性建筑以及大型金属冶炼工厂的生产活动中，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在考古发现中逐一呈现，表明苏美尔文明的核心要素已然确立。以苏美尔国家为标志的古代两河流域国家开始崭露头角，统治者、官僚体系、管理机制、社会阶层划分以及法律规范等国家统治与管理的根本要素均已具备。
二、苏美尔文明要素的发展脉络
自公元前2900年起，苏美尔文明迈入了历史纪元。这一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乌鲁克时代，甚至更早的史前时期，那时各种文明元素得以进一步丰富。在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和伊新第一王朝的统治下，这些元素逐渐演变为苏美尔文化的核心要素。这一发展过程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且代代相传。这些文化元素涵盖了经济体系、政治架构、社会阶层等制度层面的文化成分，同时也包括了思想理念、民族归属感、教育体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社会文化元素。
(一) 经济基础
苏美尔经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核心，这两者构成了两河流域平原地区的主要经济支柱。历代苏美尔统治者对农业和畜牧业的重视程度极高，这种重视对于维护其统治的稳定性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得益于两河流域冲积平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商业贸易活动异常繁荣，进而促进了手工业的兴盛。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门类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布局上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构成了其经济基础的显著特征。
在苏美尔城邦时代，经济结构已经相当丰富多元，其中农业构成了核心的生产领域，而畜牧业、渔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等则扮演着关键的辅助角色。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存在差异，这也使得经济所有制的形态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南方地区，城邦所辖的神庙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农田，而私人经济的影响力相对较弱。相较之下，在北方，无论是王室还是私人所拥有的土地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神庙的经济活动则处于辅助和次要的位置。
阿卡德王朝成立之际，国王采取多种手段来掌控国土，诸如武力征伐、强制征收以及个人购置等。阿卡德王玛尼什图苏便曾大规模购置土地，用以分配给军功人员，其意图在于巩固对土地的控制。尽管如此，神庙及私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依然广泛存在。这段时期的土地交易档案显示，那些官员所拥有的土地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私人财产，且具备可转让性。
乌尔第三王朝的君主掌握了全国的土地与资源，导致神庙经济的特殊地位几乎不复存在。舒尔吉王创设了两种税收制度，一者适用于首都及其周边区域，另一者则针对边陲地带和附属国家。借助这套完善的税收体系，中央政府成功实现了对各地财政的管控，以及对不同等级成员的控制。
(二) 政治体制
苏美尔人实行了多样化的政治管理架构，其中包括以城市为焦点的城邦国家模式，还有跨越城市边界的广泛区域专制国家形态，更有研究指出，这种体制已显现出类似准帝国的特征。
苏美尔人率先采纳了城邦体制这一政治模式，这一体制主要盛行于早王朝时代。乌尔第三王朝走向衰落之后，阿摩利人大量迁入，他们同样选择了城邦政体，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以城市为核心的国家。这两个时期的城邦在外部形态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性表现在地域分布、城市职能、人口结构以及民族构成等多个维度。城邦的内部构造特点亦显现出诸多共性，诸如官僚机构、军事以及法律体系等方面。在统治观念方面，到了早王朝的第三期，苏美尔城邦的统治逐渐呈现出王权化的趋势，这一趋势最终促成了苏美尔城邦时代末期王权观念的成型；与此同时，阿摩利人的城邦依旧维持着王权统治，然而，其王权观念中的专制色彩愈发显著，他们更多地采纳了阿卡德王朝以及乌尔第三王朝所倡导的领土国家专制统治观念。
阿卡德王朝塑造了一个宽广的、统一的、融合多民族的领土国家雏形，其确立的领土和疆域为后来两河流域国家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同时，领土意识和四方天下的观念也构成了两河流域王权观念的基石。在王权行使过程中，阿卡德国王成为了超越众人、地位至高无上甚至被神化的存在。他集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宗教等大权于一身。萨尔贡的名字蕴含着“真正的王”之意，这一命名本身就彰显了他的至高权威。纳拉姆辛在名前直接嵌入象征神的符号，以此表明他与神明享有同等的地位与特殊待遇。作为王权的象征，萨尔贡选择阿卡德城作为首都，从而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形态。这座都城不再仅仅是城邦的核心，它成为了辽阔地域的中心。以首都为轴心，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初步形成规模，同时，军事和宗教两大官僚体系亦相继设立。
乌尔第三王朝进一步发展王权观念。乌尔第三王朝的君权观念中，神授君权的理念依然占据核心位置。历代国王们，一方面，通过构建与诸神的血缘联系、宣扬神赐的权力等传统手段来确立其统治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他们独具匠心，自封为神，并通过创建神王神庙、崇拜先祖神祇、举行“圣婚”仪式等途径，强化与神祇的密切联系，从而进一步稳固了王室在宗教和经济领域中的特殊地位。在神授王权及神化王权思想的引领下，乌尔第三王朝的当权者构建了一套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的三级管理体系，即京畿区、边境区以及附属国，并在此基础上对阿卡德王国时期所形成的领土国家的集权统治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与提升。中央派遣至各地的行政与军事官员，借助完善的税收体系，乌尔第三王朝强化了对首都周边关键区域及边疆地带的控制；同时，通过武力征伐、结亲联姻、宣誓效忠以及缴纳贡税等方式，与附属国家建立了相对稳固的联系。
(三) 社会等级制度
苏美尔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等级制度。特别是在乌鲁克时代晚期，社会阶层开始显现，并在随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渐变得清晰明确。苏美尔城邦的晚期，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开始变得更为明确和一致，统治阶层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普通民众则拥有各自的产业，并需定期承担劳役和兵役，然而，他们也有可能因债务而沦为奴隶；奴隶的来源包括战俘、交易和债务等多种途径。
阿卡德王朝的社会等级制度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等级观念的诞生，这一观念具体体现在对王权的崇拜、上下级之间的尊卑秩序以及神祇的等级划分上。王权神授的思想在早王朝的早期阶段便已显现。在阿卡德王朝时期，王权神圣性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进一步强化。国王开始佩戴独特的服饰、采用特殊的发式、使用王室专属的徽章、坐在装饰华丽的王座上，并手持精心打造的武器。等级与尊卑的观念早已根植于人心，大众普遍认同了与生俱来的高贵或卑微的宿命。
乌尔第三王朝的社会等级制度逐渐趋于成熟。《乌尔纳姆法典》通过法律手段，将延续千年之久的社会等级体系进行了详尽的记录和定义。在伊新第一王朝（大约公元前2017年至前1794年），《里皮特伊斯塔法典》进一步扩大了司法体系的覆盖范围，让更多的人受到法律的约束。在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里，社会成员被明确划分为自由民、依附者和奴隶，这些等级界限已经确立得相当稳固。
(四) 宗教和思想
在遥远的古代，宗教观念便已萌芽。西亚地区的考古发掘揭示了这一事实，死亡崇拜成为最早的宗教信仰，与之相关的宗教建筑、用于祭祀的塑像等相继涌现。宗教仪式的举行同样源远流长，而母神崇拜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占据着宗教信仰的核心地位。
在两河流域平原南部的埃利都地区，迄今为止，最早发现的欧贝德时期的神庙建筑已现身影。进入欧贝德时代晚期，神庙的布局结构已基本成型。这些神庙建立在约1米高的平台上，内部设有功能分明的区域，其中装饰华丽的中心大殿尤为突出，大殿内设有祭坛，与之相对的是供桌；而神庙的外墙则具备防护作用。此神庙的布局与之后两河流域的神庙相仿，彰显了该地区宗教神庙建筑一脉相承的演进轨迹。与此同时，在乌鲁克以及现今伊拉克北部的高拉等地，也发现了同期相似的神庙遗址。尤其是高拉地区，发现了由三座神庙构成的神庙群，这表明多神崇拜的习俗已经根深蒂固。
在乌鲁克时期，以苏美尔宗教为核心的多神信仰得以稳固成长，这一宗教体系以神明、神职人员以及神庙为显著特征，初步构建而成。进入苏美尔城邦时期，各个城邦均拥有各自的守护神，城邦的统治者被视为神明委派于世的代表，承担着对神明日常祭祀的责任。众多城邦共同尊奉尼普尔为宗教的中心，并坚信自身的权力源自尼普尔神恩利尔的赐予与确认。
在苏美尔城邦时期，各城邦所供奉的神祇地位同等，这一现象与城邦之间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相吻合。然而，进入阿卡德国家时期，神祇之间开始有了等级之分，区分出了高级神与低级神。高级神已难以接近，凡人若欲与神交流，须由地位较低的神祇进行介绍，此规定与单一统治者统治整个领土的普遍观念紧密相连。
并且与国家的等级制度以及行政体系相吻合。再者，神祇不再拥有财富与土地的所有权，这表明地方的神庙及其财产不再受地方政府的管辖。此外，国王派遣祭司前往地方神庙进行管理，这一做法进一步确保了神庙的土地和财产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
在乌尔第三王朝的时代，苏美尔民族对宇宙起源及人类诞生的认知得以稳固，此观念进而演变为古代两河流域宗教宇宙观与人生观的基石。今日，我们对苏美尔人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理解，主要源自后人对相关文献的抄写、增补与转录。这些资料包括《埃努玛埃利什》（创世神话）以及众多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故事。这些内容的存在，无疑进一步彰显了苏美尔文明所具有的深远影响。
(五) 教育、科学和艺术
美国学者克雷默曾强调，苏美尔文化的显著成就包括文字、文献的创制以及教育的普及。教育，作为其文化特征之一，早已根植于苏美尔人的历史之中。在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便开始记录词汇；而到了公元前2500年，舒鲁帕克文献中便出现了专为教育目的编写的神谱、动物词汇表、器物词汇表等专门词汇和词组表。苏美尔文学的创作亦源于学校的教育体系。在苏美尔人掌权期间，文字展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当阿卡德王朝接管政权后，阿卡德语逐渐取代了苏美尔语，成为两河流域南部冲积平原居民日常交流的语言，而苏美尔语则主要被用于学术和宗教领域。自早王朝三期起，文字的书写数量显著增长，文献的种类和内容也变得极为丰富。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和伊新第一王朝的时代，正是苏美尔与阿卡德文学迅猛发展的阶段，那时涌现出了众多新颖的文学体裁和丰富的文学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得以传承并被后世广泛抄录，最终成为了人类文明的宝贵经典。
苏美尔人引以为豪的文化亮点是他们创造了刻在泥板上的楔形文字书写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制作的各式陶土制品、建造的多层塔庙以及用各种进口材料制作的奢华物品，都深刻地展现了苏美尔文明的独特魅力。
在苏美尔文化的孕育与发展过程中，科技的飞速发展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科技成果均源于苏美尔人的日常生产与生活，诸如灌溉技术、城市规划与布局、陶器制作与钻孔工艺、青铜与铁器的锻造技术、医学知识以及数学领域的探索等。
三、苏美尔文明的影响
苏美尔文化并非独立或封闭地孕育成长，而是自诞生起便展现出开放性。这得益于两河流域平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借助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将古代西亚地区紧密相连；同时，它沟通了地中海与波斯湾，以及叙利亚沙漠、阿拉伯沙漠、伊朗高原、亚美尼亚高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等众多陆上与水路通道。两河流域下游的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非常适合灌溉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繁荣。这里的河流、水渠与沼泽众多，对渔业的发展大有裨益。然而，对于维持日常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其他原材料，如建造高级建筑所需的木材、石材，以及制造工具和武器的金属等，这里却极为匮乏。因此，早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便与周边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及交流互动。这一时期的物质交流以原材料和日常用品为主，且这种交换是偶发的、不规律的，并未建立起稳定的贸易体系。
随着古代两河流域南部平原城市化的发展，自公元前3700年起，以乌鲁克等城市为枢纽，南部居民通过贸易往来和军事拓展等途径，逐步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贸易交流网络。该体系所涉范围囊括现今伊朗高原的西部及西南部地带、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东南部区域、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地区、印度河流域、海湾地带以及伊拉克北部的诸多地区。这一贸易交流网络不仅构建了相对稳固的贸易通道，而且还确立了相应的贸易管理体系；它不仅实现了物质商品的交换，还在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实施了控制。这是迄今为止在两河流域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区域贸易网络，自那时起，直至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地中海贸易体系得以确立，该区域性的贸易体系持续存在，并经历着不断的演变与发展。
阿卡德国家凭借军事征服与扩张，构筑了一个横跨两河流域中下游的专制王国。在这个王国的影响下，以阿卡德国家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两河流域中下游地带为中心，辐射至上游、伊朗西部高原、海湾地带以及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部的交流网络。这一体系相较于乌鲁克时期，范围更为广阔，是一个全新的交流格局。阿卡德统治者宣称，他曾在上海与下海之间自由穿梭。其中，上海代指地中海，而下海则是指阿拉伯—波斯湾地区，亦即通常所说的海湾地区。这一区域，大体上涵盖了阿卡德国家所控制的主要领土。在乌鲁克贸易体系中，它位于边缘地带，具体指的是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叙利亚北部地区。如今，这片区域已被纳入阿卡德国家的版图，并成为新核心区的一部分。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通过构建京畿区、边境区以及附属国区的三级管理体系，初步形成了以政治与意识形态为核心贡赋体系的框架。他们所创立的“宇宙四方之王”的称号，将整个世界纳入了他们所构想的理想统治蓝图之中，从而在思想层面上奠定了广阔贡赋体系的范围。
凭借稳固的商贸往来、持续的移民流动、对外征战与征服等行为，苏美尔文明吸纳了丰富的文化成分，演变成为一个多姿多彩的文明体系。苏美尔人逐步踏入两河流域南部平原的历程，既漫长又缓慢，是一种渐进的渗透与融合，故而，苏美尔人与该平原的原住民无疑是苏美尔文明与国家的共同缔造者。苏美尔人创造的文字融入了众多塞姆语言的成分；他们所建城市里，居住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塞姆族和山地部族；而在他们的神祇信仰中，汇聚了欧贝德人以及各支塞姆移民崇拜的神明。阿卡德人属于塞姆族的一分支，自从他们掌控了苏美尔地区，便致力于推动苏美尔文明的繁荣。他们不仅采用楔形文字来书写阿卡德语，而且对苏美尔的文化遗产进行了继承与发扬；同时，他们还促进了苏美尔艺术的进步，在艺术创作中突出了人物形象的具体描绘和个性表现，这一特色也成为了苏美尔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乌尔第三王朝标志着苏美尔文化的巅峰，享有“苏美尔复兴时代”的美誉。在这一时期以及随后的伊新第一王朝时代，苏美尔的经济、政治、思想领域，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明元素，都实现了新的飞跃，迈向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苏美尔文明传承广泛，影响深远。其经济根基、政治架构、社会管理模式、宗教观念、文化内涵以及科技成就，均对后世的巴比伦和亚述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得以延续至今。在此，我们仅选取其中两个最为典型的要素进行阐述。
在乌鲁克时代末期，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随后，阿卡德人占领了两河流域南部的冲积平原，他们不仅继承了苏美尔文明，还通过战争与贸易的途径，将两河流域的文化传播至周边地区。正是在这一时期，楔形文字的书写系统被周边的居民所接纳。楔形文字记录下的民族语言种类繁多，涵盖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埃布拉语、赫梯语、卢维语、乌拉尔图语、阿拉米语以及古波斯语等。在阿玛尔纳时期，这一时期近东各国间的国际交流异常活跃，阿卡德语便成为了该地区的通用语言，众多国家的宫廷均配备了阿卡德语的翻译或教师。在接连不断的移民潮中，来自边远地带的游牧族群涌入近东，他们普遍采用楔形文字来记录本民族的语言，而更多的游牧群体则放弃了原有的语言，转而学习和使用当地的文字系统。苏美尔人构建的国家形态与治理体系、对神祇的敬仰仪式及习俗、他们在科技领域的辉煌成就以及文学上的杰作，均为两河流域地区历代所模仿、抄录并加以传承，亦被广泛区域的众多民众所接纳。这些苏美尔文化的核心要素，进而构成了巴比伦与亚述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另一个例证体现在对王权认识的演变上。这种观念，在公元前3000年晚期得以确立，但其起源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上半叶。经过长达千年的时间，苏美尔人对王权的理解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从初级到成熟的转变。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苏美尔王权从萌芽到确立的初期，这一时期大致涵盖了乌鲁克时代的中后期至苏美尔城邦时代的初期；其次，是苏美尔王权在早期的发展以及专制王权的逐步形成，这一阶段主要发生在苏美尔城邦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至前2350年的中晚期；最后，是苏美尔专制王权的巩固与完善阶段，这一过程得益于阿卡德王国（约公元前2296年至前2112年）和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2年至前2004年）的治理与发展，并在伊新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017年至前1794年）时期，苏美尔专制王权的观念得以基本确立。亚述帝国与新巴比伦王国的权力观念，源自于更古老的苏美尔王权观念。这两个观念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相似性，但各自也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和特点。随后，波斯阿契美尼王朝在两河流域继续推进王权观念的发展，使其达到了巅峰状态。
自史前时期至有史时期，苏美尔民族及其居住在两河流域的伙伴们共同孕育了人类史上已知最为古老的文明。这一文明中的文化元素均显现出原生文化的显著特点。与此同时，苏美尔文化的演进历程亦展现出开放性，这主要归功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自古形成的广泛交流网络。借助这一交流网络，苏美尔文明吸纳了众多文化元素；借助这一交流网络，苏美尔文明的核心内容得以广泛传播，为后世带来了诸多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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