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门寺地宫的发掘纪实文章已经陆续问世，我身为发掘队的副领队，尽管未曾被任何撰稿人邀请采访，然而，每篇著作我都仔细阅读，从中收获颇丰。自1987年4月发掘工作启动至今，时光荏苒，然而诸多往事在回忆中依旧充满激情。
八重宝函的外层，采用檀香木制成，并饰有银色棱角的盝顶，在出土时已经严重腐朽。而图中所展示的，则是经过七重宝函的层层包裹。此件宝函收藏于唐代的法门寺博物馆。
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1981年8月24日，这座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十三级楼阁式砖塔，在历经三百余年的风雨洗礼后，不幸因雨水渗透导致一半结构坍塌。面对这一惨状，法门寺文管所的工作人员王志英以及法门寺的住持澄观，迅速行动起来，搜集了那些暴露在外的佛经、佛像等宝贵的文化遗产。
1982年4月，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的批准下，扶风县博物馆携手西北大学对坍塌的遗址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工作；随后，在1985年的第6期《文博》杂志上，他们发表了题为《法门寺调查简报》的研究报告。
在1985年7月1日，陕西省政府作出决定，对残塔的第5至13层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进行拆除，同时保留其结构稳固的部分。此外，政府还指派扶风县博物馆负责对残塔佛龛内遗留的文物以及废墟中堆积的文物进行全面清理。清理工作完成后，扶风县文化局与博物馆共同发布了《法门寺塔第二次清理简报》。1986年12月，陕西省政府作出决议，着手对法门寺的真身宝塔进行重建。在着手重建之前，必须遵循文物保护的相关规定，对塔基部分进行必要的挖掘和清理工作。为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扶风县博物馆紧密合作，在原塔的残余部分被拆除之后，共同对塔基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挖掘工作。
1987年4月3日，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主持下，曹玮负责塔基清理工程时，偶然揭示了一个深邃的洞穴，洞中藏有珍贵的金银器物。当众人用手电筒探照洞穴深处，金光闪耀，现场人员无不感到震惊。此时，担任扶风县政府调研员职务的李宏桢立即宣布，此事必须严格保密，不得向外界透露任何信息。同时，指派扶风县博物馆的馆长淮建邦与曹玮一同前往西安，向陕西省文物局传达这一信息；与此同时，扶风县文化局亦通过电话将这一重要讯息告知了宝鸡市文化局。我担任文化局文物科的科长期间，作为一名考古专业出身的人，这则消息无疑让我感到无比振奋和喜悦。我认为这乃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于是立刻向主管副局长白冠勇同志进行了汇报。4月4日，我与白局长一同抵达了法门寺。当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韩伟老师已经提前一天抵达了那里。依据省文物局的指导原则，我们在寺庙前方的一间简陋的土坯与木架结构小屋中举行了首次协调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组建法门寺地宫考古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所长石兴邦先生被任命为队长，而我、韩伟老师以及扶风县博物馆的副馆长付升岐则共同担任副队长。自那时起，我便与这一重大考古发掘项目紧密相连。
考古队成立以后，我们就很快投入了工作。
1987年4月5日，按照预定安排，韩伟老师领导王宝平、吕增福、徐克诚等同仁在罗汉殿北侧与真身宝塔之间展开了钻探作业。为确保不遗漏任何细微的遗迹迹象，我们采用了每平方米五孔的布点密度，力求捕捉到任何可能的线索。
令人振奋的时刻终于到来，经过一天的辛勤钻探，我们成功在罗汉殿北侧8.4米的位置，找到了地宫的入口。该入口与地面的平面距离仅有30厘米。观察其水平距离的下降规律，我们推断入口处是由砖块铺就的阶梯式通道，该通道共有19级台阶，整体长度达到了5.6米。这一发现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揭示了地宫正位于塔基的中央，而且其南端延伸已超过塔基，从而为我们明确了工作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它还为我们揭示了通往地宫的路径与开启之钥。
1987年4月6日，我们着手对踏步漫道上的填土进行清理。该填土由两层构成，上层是黄褐色的土壤，质地较为松散，夹杂着一些木炭碎屑和红烧土块，同时出土了唐代时期的陶盆、板瓦、琉璃筒瓦等文物残片，以及“开元通宝”古币。下层填土则呈现暗黄色，其中含有较多的白灰粉末和建筑构件的碎片。在第14级台阶处，我们发现了大量“开元通宝”铜钱散落在台阶上，其分布密度相当高。我们立刻加快了清理进度，迅速清除了所有覆盖的填土，随后又发现了两排巨石倾斜朝北，它们严实地堵住了入口。尽管如此，我们仍旧谨慎地移开了门前的巨石，使得第一道石门完全显露出来。至此，踏步漫道清理工作已圆满完成，其总长度达到了5.8米，高度差为3.36米，共有20级台阶。这一数量与我们之前的估计仅相差一级。而这一切，都发生在1987年4月9日。
法门寺地宫的挖掘工作是在一种特殊情境下进行的，这不仅与寺内僧侣们的合作密切相关，同时也关乎到党的宗教政策的实施。因此，当第一道石门露出地面时，韩伟老师立刻派人通知了澄观法师。在上午10点10分，澄观法师以及静一法师等五位僧侣，身着僧袍，手持香烛，缓缓走下台阶，来到漫步平台，为即将开启的地宫举行了诵经祈福的仪式。
法门寺佛塔受损现场。
艰苦的工作
五分钟转瞬即逝，时间来到了十点十五分。韩伟、罗西章老师，以及曹玮、付升岐和我，我们五人再次来到第一道石门前，探讨着如何打开它。我小心翼翼地用铲子清除锁上的锈迹，却发现铁质部分已被锈蚀得几乎无法辨认，于是只能寻找铁锥，借助机械力量，强行将锁柱从锁孔中分离。
对室外强烈阳光已习以为常，地宫内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韩伟老师随行而至，他举起手电筒照亮了内部，发现地面上散落着铜钱和破碎的石块，甬道两侧的石壁出现了裂缝，原本竖立的石条有的向内倾斜，有的发生了错位，但情况并不算太严重。为了确保资料的准确性，我们决定先搜集影像资料。
清理作业自南往北逐步推进，到了11时26分，在甬道的最北端，我们成功实现了法门寺地宫考古工作的又一重要突破。这一发现包括了一块物帐碑和一块志文碑。为了确保石碑在搬运过程中不受损伤，我们用麻纸进行了妥善包裹和铺垫，接着用粗绳将其牢牢捆绑，并抬出了地宫。随后，韩伟老师对碑文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他一字一句地解读，我们亦领悟了其意，得知地宫内所藏文物包括“都计二千四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两、钱字等”，并且金银器物超过120件，此外还有秘色瓷器和众多丝绸制品。
法门寺地宫中的文物尚未被发掘，然而，碑文已向世人透露，这将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发现，因此，文物的保护问题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当务之急。首先，必须确保外围的安全，韩金科同志承担了这一重任，在工地周围搭建了芦席围栏，并派遣了公安人员执行警戒任务。此外，他还明确规定，每次下地宫进行文物提取工作时，必须确保有公安人员的现场监督。在发掘过程中，文物安全成为一大问题，为此，县里迅速为我们的发掘团队量身定制了一套独特的发掘服装。这套服装由蓝色凉爽布料制成，从上至下连成一片，袖口与裤脚均采用弹性松紧带固定，且服装前后均无口袋设计。值得一提的是，衣服的拉链设置在背部，穿着时双手无法触及，这样的设计在全国范围内堪称独一无二。
移除石碑后，露出了第二道石门，其高度为72厘米，宽度为64.2厘米，仅能匍匐通过。门框的东、西两侧正面均以细线阴刻佛像，东侧分布着3行6列共18尊佛像，西侧则刻有39尊佛像，门框内侧还各有护持佛像的大力士雕像，而两扇门上则各绘有一位菩萨像，全部采用线刻技艺精心绘制而成。14时14分，工作人员悉数撤出甬道，石门随即紧闭，整个工地上仅剩保卫人员留守。
午后，我与韩老师商议决定开启那扇第二道石门，以便进入前室进行工作。我细致地观察着门上的铁锁，发现它并未与土壤直接接触，因此锈迹不多。我想，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唐代的铁锁尚未被发现。若能成功取下这把锁，无疑将是一件极具价值的事，它将为我国锁具历史的研究贡献宝贵的实物资料。心有所想，我立刻取来一根细长的钢棍，将其表面的锈迹清除，随后用木制的榔头轻轻敲击，使铁锁的机关变得松散。最终，我小心翼翼地将细钢棍插入钥匙孔，不断振动，成功地将铁锁打开，而且锁体并未受到任何损伤。这一刻，我内心充满了喜悦，将锁子编号后递给了徐克诚进行登记，然后将其送至地宫，交给了负责保管的人员。我随即推开地宫的第二扇石门，但眼前的景象并未激起我的兴奋，反而让我预感到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将充满挑战。只见前室损毁严重，地宫历经数百年所维持的平衡已被破坏，崩塌的风险无处不在。于是，我暂停了挖掘工作，向韩老师提议召开一次会议，共同探讨并制定新的发掘计划。
地宫前室文物的整理工作已经拖延至较晚才进行。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铜钱，并注意到丝织品已经严重炭化，以至于连其基本形态都无法辨认。我们只能用麻纸覆盖这些丝织品，接着将平板插入地面，将丝绸小心托起并运出地宫。此外，我们还清理出了单轮六环鎏金铜锡杖以及蹀躞十事等小型器物。阿育王塔与护法石狮分量惊人，运输它们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工作。我正苦思对策，党林生见状，立刻放下脚步，二话不说便蹲下身来，主动让我将这两件文物放置于他的背上。当时，无人知晓阿育王塔中藏有第四枚佛骨舍利。
晚餐时分，我们获悉石兴邦先生抵达了扶风。翌日清晨，石老师首次步出地宫，抵达了前室的入口。正当他打算从门缝中挤入时，我心中不禁担忧：一来存在风险，二来地宫的通道过于狭窄，必须蜷缩身体方能通过，这对年长者而言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因此，我建议石老师不要进入其中，他只是站在门口观察了许久，并在目睹了地宫遭受自然破坏的凄惨景象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发掘工作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第二组所承担的任务同样艰巨。在天井盖子被揭开之后，他们惊喜地发现，盖子的内底竟然隐藏着由金银箔精心制作的地宫后室莲花藻井，其制作工艺精湛，光彩夺目。紧接着，他们开始对地宫后室的文物进行绘图，这项工作极为细致入微。由于后室文物众多，空间狭小，绘图人员几乎无法立足，只能借助绳索，将人从井口吊至半空中进行测量。赵福康与白金锁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所有资料的搜集工作均已告一段落，依照既定计划，我们将在今晚提取后室的文物，这可是大家翘首以盼的时刻。
4月10日16时20分，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韩伟老师和罗西章老师担当起为器物命名的重任，付升岐、吕增福、徐克诚则负责进行信息录入，曹玮则从后室小心提取文物，而我站在天井口等候接收，淮建邦则负责将文物装箱。韩伟老师表情严肃地发出指令，而工作人员们也纷纷戴上洁白的手套，整装待发。工地被三盏碘钨灯照耀得亮如白昼，尽管天空中悬挂的月亮依旧明亮，却无法展现出它本来的光彩，众人的心情既喜悦又忐忑。紧接着，一件件珍贵的文物陆续被搬运到室内。那鎏金的双鸳鸯团花银盆，直径达46厘米，重量为6265克。如此巨大的银器，在场的每个人都未曾见过。出土的鎏金双蜂团花镂孔香囊，其钣金成型工艺精湛，上半部分呈半球形，用作盖子，下半部分同样为半球形，构成香囊的主体，两者通过铰链连接，子母口紧密契合。无论香囊如何旋转，香盂的盂面始终能够维持平衡状态。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高达196厘米，采用58两白银与2两黄金精心雕琢而成，堪称世界之罕见。接下来的银质笼子、纯金打造的迎真身钵盂、银制的碟子、银质的坛子等，件件精美绝伦，从10件到11件、12件，再到20件、30件，乃至40件、41件，每一件文物的亮相，都引发了在场人员的一致赞叹与惊异之声。尽管夜色已深，众人疲惫不堪，然而那份令人心潮澎湃的喜悦，却足以驱散所有的倦怠。
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唐 法门寺博物馆藏
迦陵频伽纹金钵盂。唐 法门寺博物馆藏
重大考古发现
法门寺的考古发掘传来喜讯，迅速在西安、宝鸡乃至社会各界传开。由于考古工作只能在夜间进行，我们于22时10分再度开启第三道石门。门内，一座高达161厘米的白石灵帐矗立中央，其器型宏伟，雕刻工艺精湛，色泽鲜艳，显得格外高贵华美。灵帐前方摆放着一个以象首为装饰的金刚铜熏炉，而在左侧前方，则摆放着净水瓶等一应珍贵的供器。
午夜时分，焦南峰、张建林、冯宗游、吕增福、付升岐步入中室进行清理作业。他们面对风化的香料和因长时间接触香料气味而剥落的石屑，细致地加以区分，成功提取出香料样本。同时，他们对炭化的丝绸进行了逐层细致的剥离。当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和副所长袁仲一于23时抵达工地后，也加入了现场指导行列，直至凌晨5时，他们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大家因这项工作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的合作精神。
1987年4月11日当天，我们仅得短暂休息不足五个小时，便即刻投入到新的一轮挖掘工作中。上午十点钟，我同白金锁、徐克诚、赵福康一同步入中室，着手绘制平面图，并同步进行文字资料的整理。与此同时，第二组的人员也在加紧进行绘图和记录的任务。
又一个夜晚令人难以忘怀。在1987年的4月11日，当时间指向19点10分，我和付升岐、吕增福准备亲自取出我们整理出的文物。我努力抑制住内心的兴奋，踏入中室。逐一对包装纸、纸绳、标签、变色铅笔、笔记本进行了仔细检查，确认一切无误后，我们这才开始了既细致又繁琐的工作。尤其是因为工作区域极为狭小，周围空间仅容侧身通行，加之地下埋藏着丝绸等珍贵文物，这无疑大大提升了清理工作的挑战性。
翌日清晨，即4月12日，我们再次踏入中室，展开了最后的挖掘作业，共计发现了13件瓷器。在出土过程中，我们发现11件青瓷与两件黄釉银边金银平脱瓷碗并排置于同一位置，它们均被纸张妥善包裹，并被安置于内外两层、涂有油漆的木盒之中。此次地宫出土的瓷器，在碑文中明确标注为秘色瓷，这一发现使得长久以来的历史谜团得以揭晓，实乃令人欣慰之事。
第一组的工作接近尾声，众多文物已成功取出。与此同时，在12日的上午，第二组的绘图任务圆满结束。下午，众人经过一段休息与调整，精力充沛，蓄势待发，期待着夜晚再次进行文物的提取工作。
又一个令人振奋的瞬间来临，22时30分，后室开始了整理作业。曹玮一件件将文物从井口传递出来，逐一进行编号、命名、描述、记录、登记、打包、装箱，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迎真身金钵盂、鎏金银龟盒以及各式琉璃器等共计45件组文物全部被取出，此时已是4月13日凌晨3时。
上午九点钟，工作人员在地宫的后室中又发现了33套茶具以及一些饰品，随着这些文物的清理完成，后室地面的文物清理任务就此落下帷幕。
发掘过程中，时常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记得1987年4月20日那天，我正忙于中室的清理收尾，而曹玮则在后室进行清理。到了深夜零点，他注意到北壁下的一块砖头似乎有些异样。韩老师见状，便让他暂停手头的工作，约定次日再继续清理。翌日4月21日，经过一番细致的清理，他们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石龛。用手轻轻触摸，竟发现一枚小琉璃球。紧接着，他们又在龛内找到了一个铁制盒子，韩老师便让他取出。谁能料到，这铁函之中竟藏有千年前，唐代皇帝与百姓不惜断臂炼指、焚髓献乳以供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这一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1987年4月24日，地宫的发掘工作仅剩中室顶部的揭顶工程。绘图和拓印等资料的搜集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我们只能耐心等待。然而，随着众多文物的出土，尤其是丝绸文物的炭化情况严重，文物保护问题变得尤为突出。陕西省文物局迅速行动，邀请了北京的多位文物保护专家和高级工程师前来陕西，协助我们克服困难。这些专家包括王杼、王亚蓉和胡继高。同时，我们邀请了省光机所、地震局以及煤炭航测大队等多个单位，共同参与地宫的挖掘工作和对文物的妥善保护。
成功移除顶部石块之后，28日凌晨一点，被紧紧夹在石条与灵帐之间的金色僧袍显露出来，工作人员随后对其进行了清理，并移开了覆盖的灵帐，发现帐身呈方形筒状，筒中藏有被丝绸包裹的金属盒子，而在西北角还发现了用金银丝编织的物品。由于筒内空间有限，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工作，发掘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止。28日上午，领导和专家们重新讨论了发掘计划，并决定尝试吊起帐身，对现场进行清理。15时整，盖板完全敞开之后，石兴邦、韩伟、王杼、王亚蓉、胡继高等专家们对帐内的文物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随后他们又发现了一双金丝鞋。
金属生锈严重，帐篷内又发生渗水，导致文物与帐篷底部紧密粘连，因此清理工作不得不推迟至29日进行。6时30分，众人提前到岗，张廷皓也加入到了今天的挖掘工作中，这让大家感到十分高兴。面对灵帐内难以取出的文物，王杼想方设法将薄板插入帐篷底部，成功取出了金丝鞋，随后又陆续清理出了铁函、丝绸碎片、钱币等共计16件组文物。整理室内时，意外发现铁函内藏有武则天迎请的供奉舍利。当时时间已至9时50分，灵帐的须弥座被吊起，随后在下午对禅床进行了清洁工作。到了15时19分，韩伟老师指示对中室地面进行钻探，结果显示，铺石之下全是夯土，而在夯土30厘米以下则是生土，这一发现证实了中室地下并无其他文物埋藏。至此，法门寺地宫的田野考古挖掘工作圆满落幕，后续工作将正式步入室内整理的新阶段。
此刻，宝鸡市文化局的通知抵达我手中，命令我即刻返回，我无奈之下只得告别了考古发掘现场。
室内整理是考古作业的关键步骤。记得那是在5月9日的夜晚，灵骨被清理出来的时候，我恰好在场，那段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
晚上11点，铁函被移至操作台，其表面覆盖着焦茶色的锈迹，覆盖其上的丝绸已碳化。王杼、王亚蓉、曹玮运用关中工具厂提供的特制工具，对函缝中的锈迹进行了清理，却未能成功打开它。经过对X光透视片的细致分析，他们决定切开子母口，以取出函内的宝贵文物。到了23时51分，函盖终于被成功打开，显露出了两颗隋代珍珠，其下方则是丝绸。5月10日凌晨一点，第一块丝绸被成功取出，随后被小心翼翼地放入事先准备好的木盒，盒盖被盖上了湿润的消毒绵纸。此时，金函显露无疑，王杼参照X光透视片，用铁丝仔细探查金函的外部状况。确认外围并无其他遗物后，张廷皓、王杼以及韩伟老师随即用铁丝框将金函固定，然后用力将其取出。金函之上，刻有“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的字样，这表明其中必定藏有舍利。恰在此时，天空飘起了细雨。经过张廷皓和韩老师的研究，他们决定派遣车辆将澄观、静一、宽仁等四位法师接到工作地点，让他们亲眼目睹了开启金函的全过程。金函内，一个已经破损的漆木盒显露出来，尽管如此，盒子的四角仍然包裹着金片，盒面上的描金也依然清晰可见。木函之中藏有水晶制成的棺椁，其盖面装饰着一颗璀璨的黄宝石，而盖边则镶嵌着一颗幽蓝的蓝宝石，在灯光照耀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当时间指向7时35分，韩老师缓缓揭开了棺盖，露出了用金黄色的丝带紧紧捆绑的玉棺。到了8点多，棺盖被完全打开，释迦牟尼的灵骨安详地躺在玉棺之中，众人欢呼雀跃，现场气氛热烈。而在留存的照片中，我嘴巴大大张开，笑容显得格外夸张。八点十分，澄观法师与众僧侣身着僧袍，将五彩斑斓的罐头食品和各式糖果糕点摆放在玉棺之前，他们点燃香烛，泡好茶水，共同为这一庄严的时刻虔诚祈祷。
5月14日，室内整理作业告一段落，这一成就标志着法门寺地宫的考古挖掘工作已顺利达到了预期目标。在此次挖掘中，共发现了4枚佛指舍利，121件金银器皿，17件琉璃制品，16件瓷器，12件石器，16件铁制器物，19件漆木及其他杂器，以及大约400件珠玉宝石，还有大量丝绸织物。这些文物的数量之庞大、种类之丰富、品质之优良，在唐代考古史上前所未有。这些文物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唐代等级最为尊贵、历史背景最为清晰、纪年最为确切、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极为显著的一批宝物，它们充分展现了唐代物质文化的繁荣昌盛。在社会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美术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中，这些文物都拥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因此，法门寺地宫的发现无疑是考古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
作者曾是宝鸡市文物局的局长，以及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院长，本文内容节选自由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编纂的《三秦印记·乡土·陕西考古人说》一书，在发表时，编辑对其进行了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