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遗址
沧桑七十载，风貌犹存
即便在今天看来，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依旧显得规模宏大，布局精巧，造型庄重而典雅。该陵园是一座融合了古罗马建筑风格的西式陵园，它于1933年由海外华侨慷慨捐资建造，并由知名建筑师杨锡宗精心设计而成。在陵园广场之上，抬头凝视前方那座横卧于蔚蓝天空下的罗马风格半圆形回廊，以及回廊前方那座高达约20米的雄伟花岗石纪念碑，心中不禁浮现出73年前那场战役的盛况，它如何引发了全国性的轰动，以至于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便迅速建造了这座规模宏大的陵园。
先烈路上的凯旋门是陵园原来的正门
纪念碑位于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其建筑风格借鉴了古罗马的样式。1932年那场战役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翌年，海外华侨纷纷慷慨解囊，共同出资建造了这座陵园。
纪功碑上矗立着一尊雄壮的铜质战士雕像，他肩扛步枪，头戴一顶铜制的鼓形帽子。雕像前方，台阶之下，有两组铜狮匍匐而卧，而在拱卫纪功碑的石基上，则有八个铜铸的宝鼎一字排开。这尊雕像、这两对铜狮以及这八个铜鼎的数量，究竟是象征着“128”这个数字，还是仅仅是巧合，目前各方意见不一。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尊铜像是在后来由著名雕塑家尹积昌重新铸造的，而在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期间，这些铜像都被运走用于制造枪械。纪功碑南侧立有一座形状为方的花岗石英烈题名碑，上面镌刻了1951位英勇烈士的名字。碑的东侧与西侧各有一片墓地。东侧的墓地名为“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墓”，那里象征性地摆放着整齐的水泥棺材，西侧的墓地则称为“淞沪抗日阵亡战士墓”，用以安放那些英勇牺牲的将士们的遗骸。而在碑的最南端，则有一座由戴戟题字的抗日亭。
蔡醒民（蔡廷锴的孙子）指出，现今的陵园面积大约为7亩，仅为昔日陵园的四分之一。他补充道，现在的东风公园位于昔日的陵园区域之内，而先烈路中央那座如同孤岛般矗立在车流中的凯旋门，正是当年的正门入口。我初次踏入陵园是在五岁那年，也就是1945年，是祖父领我来的。当时这里给我的印象是相当荒芜的，连草都长得和我一般高。进入“文革”时期，陵园竟变成了一个菜市，当我再次来到陵园时，发现回廊里聚集了许多人，他们摆摊售卖蔬菜。文革结束后，祖父的几位昔日部下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一项提案，主张设立陵园管理处。这个提案受到了重视并得到了实施。到了上世纪80年代，陵园管理处正式成立。从1991年起，陵园开始了大规模的整修工作：拓宽了开水荫路、修建了现今的东大门、建立了展览馆来展示十九路军的英勇事迹、对花草树木和栏杆进行了维修。1997年，淞沪会战的浮雕得以修建。而今年，政府再次拨款，在陵园内铺设了盲道。漫步陵园，常常能见到老人在树荫下乘凉、锻炼的身影。来到蒋光鼐与蔡廷锴两位将军的墓碑前，蔡醒民向我们讲述，在1997年对陵园进行修缮之际，其家族成员曾请求将祖父的遗体从北京八宝山公墓迁回此地安葬，这一请求得到了政府的批准。他接着说，“每逢‘一·二八’纪念日和清明节，我们都会来到这里进行祭拜”，蔡醒民一边说着，一边对着眼前的将军墓深深地鞠了一躬……
图说历史
历史解密
淞沪抗日陵园为何建在广州？
上海见证了淞沪会战的激烈，然而，为何纪念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的陵园却选址在广州？究其原因，十九路军主要由广东籍的年轻人组成，其总指挥蒋光鼐出自东莞，军长蔡廷锴则是广东罗定人，而罗定籍的士兵在军中也占有相当比例。蔡醒民回忆道，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名叫黄汉廷的团长，他也是蔡廷锴讲武堂的同学，同样被指派返回家乡河源市和平县，负责招募新兵以扩充该团。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和平籍的士兵和军官共有五十多人英勇牺牲，数百人受伤。到了1933年，一座由海外华侨捐资建立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在广州落成。1932年，早于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烈士陵园建成约半年，和平县民众慷慨解囊，共同出资，在和平县境内竖立了一座纪念淞沪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的纪念碑。
位于和平县内淞沪抗日和平籍烈士纪念碑。
名词解释
淞沪会战
“九一八”事变导致东三省失陷，自1932年1月中旬开始，日军四处挑衅，意图将上海打造为压制抗日活动的核心，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掌控淞沪，迫使南京政府低头。在此背景下，蒋介石被迫辞职，幕后由何应钦等要员指挥，要求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市区。然而，十九路军将领不顾命令，密谋抗日。1月28日，日舰队司令盐泽向十九路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撤离闸北地区，但十九路军并未予以理睬。当晚11时，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会战正式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坚定支持下，十九路军凭借三万人的劣势兵力，顽强抵抗了敌军十万海陆空军的猛烈进攻，持续一月有余。在这场战争中，十九路军历经闸北巷战、吴淞要塞、八字桥、蕴藻浜、江湾庙行、庙行浏河等六大战役，伤亡人数超过万人，同时也迫使敌军更换了三位主帅。战斗最后以蒋介石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结束。
老兵故事
据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将属广州联谊会透露，现存于世的十九路军成员仅有三位。其中，一位是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曾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并担任过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的朱伯康先生；另一位是李振强，现居广州，已迈入百岁高龄，然而身体状况欠佳，卧床多年，无法言语。而第三位，身体依然健壮，正安享晚年于家乡河源的和平县。
朱伯康 从政治部主任到经济学家
朱伯康今年已满99岁，身体依然康健，思维灵活，记忆力良好。记者致电朱伯康的住处，其子透露，近期以来，老人因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及各类活动邀约，导致身体状况有所下降，现正于医院休养。朱伯康的生平事迹，在得到家属的同意与授权后，将予以公开。
朱伯康，1907年诞生于浙江温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占领了东北，当时身为北京大学助教的他，因积极宣扬抗日主张，引起了特务分子的注意。紧接着，“一·二八”事变爆发，他决定前往上海，投奔十九路军。
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他受命担任总指挥部的参谋，承担起战时通讯的重任，并协助当年的恩师华振中编纂战报。据说，由军队自行编制战报的创意，起初是由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提出的。十九路军的抗日战况，引起了国内外各报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些报纸甚至发行了特刊，然而在战事的某些细节描述上，却常常存在差异。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共同商定，先行撰写一份战事报道，未来若各报出现争议，则以他们所写为准。战事落幕之后，蔡廷锴将军委托他整理淞沪会战的资料，汇编成《十九路军血战史》一书，由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经多次重印，成为研究淞沪会战及“一·二八”事变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
淞沪会战结束之后，国民政府正式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尽管在多方努力下，十九路军成功保住了自身的军队编制，但最终还是不得不被调往福建地区参与剿共行动。长期以来，十九路军官兵经历了无数的军阀混战和剿共斗争，他们对再打内战已感到厌倦。
1933年11月，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率领下的十九路军，以“反蒋抗日”为口号，发起了福建事变。朱伯康在此期间担任了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的政治部主任。福建事变结束后，这支拥有辉煌历史的部队编号被正式撤销。随着编号的取消，军队开始了整编和遣散工作。在这期间，朱伯康逃往香港，寻求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等人的庇护。他们获得了资助，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深造财政与经济学。1937年，学业有成后，他返回祖国，相继在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复旦大学担任教职。
谈及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在民众心中的深刻印记，朱伯康分享了一个小插曲：“文革”期间，他在复旦大学遭受了‘牛鬼蛇神’的诬称，遭到了批斗的折磨。某日，红卫兵组织了一场批斗会，声称“朱伯康曾是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系反动分子，需严加批斗”。然而，话音刚落，台下的几位年长的贫下中农便纷纷制止，他们激动地表示，“十九路军曾在此地击退日军，捍卫家园，绝不可加以批斗！”
后人讲述
孙子眼中的蔡廷锴 好汉不提当年勇
蔡醒民，蔡廷锴的孙子
蔡醒民提到，除了祖母之外，他自幼便陪伴在祖父蔡廷锴将军的身旁，可能是跟随祖父时间最久的人，“甚至超过了父亲们”。他的身高达到1.83米，身材高大，“和祖父一般高，不过他没有我这么丰腴，他显得较为消瘦”。身为十九路军淞沪会战抗日将领，广州联谊会会长一职亦由他担任。即便经费紧张，他仍致力于搜集整理十九路军将士的英勇事迹与珍贵照片。此外，他还积极联络同袍，致力于保护十九路军抗日遗址，这些工作已成为他近年来肩负的重要使命。因此，他手握两本厚重的淞沪会战70周年纪念文集，对书中所载的十九路军每位军官的生平都了如指掌，诸如哪些人参加过两次淞沪会战，哪些人去年刚刚离世，哪些人的儿子因父亲的身份在“文革”期间遭受批斗。他提到，祖父很少主动与他谈论淞沪会战，往往是自己提问，而祖父也仅回答一两句，或许是因为英雄不提旧事吧。
祖父鲜少与我谈及战争往事，但若查阅他的自传（《蔡廷锴自传》）便能明了一切。众多记者曾向我咨询祖父的性格，他实则平凡无奇，却极富责任感，一旦承诺便会付诸行动。
蔡醒民笑着说道：“您可能不知道，我的祖父出身于农民家庭，仅受过两年私塾教育。自十二三岁起，他还曾担任裁缝。令人惊讶的是，他这一干就是四五年。”18岁那年，他开始从军，起初只是清朝政府的士兵。他参与过多次战斗，治军严谨，思想深受孙中山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江西立誓，不再参与内战。淞沪战役“一·二八”之后，十九路军转战福建，致力于剿灭共产党势力。该军秉持“抗日、联共、反蒋”的立场，创建了福建人民政府。李济深曾邀请他担任主席，然而，1934年，在蒋介石的瓦解下，这一政府宣告瓦解。自此，祖父开始了海外流亡生涯，历经一年多，足迹遍布二十多个国家，六十多个城市。所到之处，均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并在各地发表抗日救国的演讲。随后，在1935年，他与李济深等人于香港创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积极回应了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到了1936年，祖父在广西公开发表宣言，宣布恢复十九路军，众多旧部纷纷前往广西，这一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在压力之下，原本恢复的部队被纳入了广西部队的编制，祖父随后返回了香港。“七七”、“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屡次邀请祖父接受新的职务，祖父曾暂时搁置的军旅生涯再次重启。祖父的部队曾在桂林驻防，并参与了桂南战役，对日军造成了重大打击。我（1940年出生）在1岁那年便随祖父来到了桂林，那时父亲也随军服役。随后（1943年），祖父带着我们全家回到了罗定故乡，他感到自己身居要职却无实权，报效国家之路似乎被阻断。1943年，日本侵略者筹划对罗定发起攻势，故乡人民一致推选祖父担任总指挥，以抵御日军的侵略。
步入暮年，他的日子过得颇为简朴。早年生活艰辛，因此晚年过得格外舒心。对于子女，他并未有过分的要求，常常告诫他们：“你们不必效仿我，那些东西你们是学不来的。若真想学我，首要之务便是敢于面对生死！”（在说这番话时，蔡醒民不自觉地模仿起了祖父的语气，声音也变得更为激昂。）他只希望我们能为国家作出贡献。
侄女眼中的李荣熙 拿着战刀冲进日军队伍
李素欢，她是李荣熙的侄女，李荣熙曾是十九路军61师122旅6团3营的营长，同时也是《十九路军纪念文集》的编辑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李荣熙是十九路军在淞沪会战期间英勇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伯父李荣熙在投身十九路军之前，先成功考入北大政法系深造。毕业后，我祖父期望他能返回故乡广东（我们的家乡位于台山），然而他毅然决然地独自前往日本，进入了士官学校，专攻骑射技艺。完成士官学校的学习后，他与几位同学一同加入了十九路军，甚至没有回家探望，当时家中尚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其中最大的儿子年仅11岁。在加入十九路军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便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在2月13日发起对蕴藻浜的攻势之前，十九路军已在八字桥、闸北巷战等区域与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极大地削弱了日军的士气，迫使敌方更换了两位司令官。蕴藻浜之战对日本人而言至关重要，它位于吴淞，是天然的防御要塞，关乎吴淞的安危。若能攻克蕴藻浜，便能为进攻上海城开辟一条重要的通道。守护该要塞的是十九路军61师122旅的3营，该营的营长正是我的伯父李荣熙。自战斗伊始，蔡廷锴将军便驻扎在61师师部，亲自负责指挥调度军队。
军长蔡廷锴检阅即将开赴前线的战士。
敌军首先对3营9连的防御阵地发起了攻击，我军迅速组织反击，成功击退了敌人的多轮攻势。然而，代价惨重，战士们伤亡严重，超过一半的勇士壮烈捐躯。就在此时，我的伯父李荣熙接到命令，带领8连和机关连前来支援。他下令部队分为两翼，对日军实施夹击，而他本人则率领一百多骑兵，挥舞着战刀，策马冲入敌阵，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近身肉搏。面对我军的反击，日军调集更多兵力，卷土重来。驻守在蕴藻浜的士兵们坚守岗位，成功击退了日军多次的猛烈攻势。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傍晚七八点钟，最终将敌人全部击退，夺回了阵地。他们缴获了十多挺重机枪，数百支步枪，摧毁了数辆敌军装甲车，使得向来以勇猛著称的“久留米”混成旅遭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双方损失惨重，十九路军伤亡千余人，其中6团团长郑为楫身受重伤，我伯父不幸头部中弹英勇牺牲，传闻他是十九路军中战场牺牲军衔最高的将领。
李荣熙在蕴藻浜车站伏击日军的战役中牺牲。
伯父的遗体被送回指挥中心，蔡廷锴将军悲痛不已。我父亲与一位堂兄一同前往南京，为伯父料理身后事宜。得知伯父遗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十九路军的战士们纷纷慷慨解囊，募集了一笔资金，用作这三个孩子的养育之资。
我父亲曾向我提及，当伯父牺牲的消息传至台山，当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全县民众纷纷前来悼念。1933年4月，台山在塔山（烈士陵园）树立了“李荣熙烈士纪念碑”，并塑造了半身雕像，纪念碑上详细记载了伯父于1932年2月13日在蕴藻浜战斗中的英勇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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