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丧葬文化中，要说葬玉最出名的，汉代一定排在第一。
汉代下葬时使用的玉石器物发展到了顶点，并且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礼仪规范。通过后来在地下发掘的汉代诸侯王陵，可以发现玉器遗存分布广泛，几乎无处不在。
那么，汉代为何如此热衷于这种下葬玉器之风？下葬玉器具体又是怎样实施的呢？
葬玉文化基本上源于人们的精神观念和认知水平。古人觉得玉石非常纯净，能够长久保持光泽，这种材质本身就有防止腐烂的特性，因此用玉陪葬，目的是为了使尸体不发生腐败现象。
汉朝士大夫除了看重玉的保存功能外，还对其抱有深深的敬畏之心，视玉为一种纯粹的事物与象征，寄托了无限的尊崇。
最为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汉代儒生士大夫们所秉持的“以玉比德”的道德观念。例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曾论述过：玉很像是君子。玉非常纯净，却不会遮掩自己的缺点，里面即使有瑕疵，也一定会显露在外，所以君子不会隐藏自己的不足，遇到不懂的就询问，能力不够的就学习，正是借鉴了玉的这种特质。
玉石蕴含诸多优良品格，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贤人的标志，同时也是众人敬仰的德行典范。
汉初时贾谊曾论及玉的“六德”，《新书·道德说》对此说明：“道、德、性、神、明、命……将德体六德，全在玉上。”
此外，汉代董仲舒排斥诸子学说，只推崇儒家学说，这种对儒家观念的重视，促使汉代民众在佩戴玉器的方法上确立了明确的身份界限，根据不同阶层制定规范，
依据《礼记·玉藻》所述：君主在朝时并不佩戴玉饰，左手系结佩，右手放置佩物。……天子佩戴白色玉器并系黑色丝带，公侯佩戴黑色山玉并系红色丝带，大夫佩戴青色水玉并系本色丝带，世子佩戴瑜玉并系黑色丝带，士人佩戴濡玟并系杂色丝带。由此记载可知，当时汉朝已采用不同颜色的玉石，用以区分不同等级人士的身份地位。
汉代民众视玉为心灵寄托，亦是标示身份等级的标志，同时依据不同等级采用各异规格的殓玉，逝者离世后以玉陪葬，借此体现对亡者的敬重。
既然葬玉在汉朝蔚然成风，那么具体是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呢？
第一种方式称作“玉覆面”。人的脸部是身体上极为关键的部位，古人针对逝者的面部，也研发出用玉器陪葬的习俗，这就是所谓的“玉覆面”。在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穴里，出土了刘贺的面部覆盖物，那是由丝织品制成的，覆盖物上方摆放着许多玉璧，看起来像是面具顶部点缀着几颗璀璨的宝珠。
用玉石遮盖逝者面容的习俗之外，还有部分制品被雕琢成面罩形态，同样用于覆盖头部，旨在实现以玉随葬的意图。通过考古工作者的考证，双乳山汉墓中出土的玉覆面，特别是属于济北王刘宽的墓葬内发现的那件玉覆面，堪称迄今为止所有出土文物中最具艺术价值的作品，其精良程度无出其右。
第二种名为“金缕玉衣”的服饰，金缕衣这个名称广为人知，那句“劝君不要爱惜金缕衣，劝君应当珍惜少年时”，迅速提升了它的知名度。金缕衣的珍贵之处在于，这件衣物全部采用金丝线一针一线缝制，单件就价值高昂，非常稀有。在汉代下葬习俗里，“金缕玉衣”属于葬玉制度里等级最高的那一类。
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夫人窦绾的墓穴里，出土了极其罕见的一件“金缕玉衣”。这种“金缕玉衣”远比普通的金缕衣更为珍贵，它是在金缕衣的框架上，用许多贵重的玉片精心装饰每个部位制成的。要打造出这样一件“金缕玉衣”，必须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也充分说明，用“金缕玉衣”作为陪葬品的逝者，其身份地位非同一般。
金缕玉衣有不同的品级，具体有三种类型，分别是金缕玉衣，银缕玉衣，丝缕玉衣。通常情况下，只有皇帝和诸侯王这些拥有极高地位的皇族成员才能选用金缕玉衣的规格，其余贵族最多只能使用另外两种。
汉代下葬时使用玉器有成熟规矩，对玉器用途有严格规定，因此古代的盗墓贼通常不敢随便搬走玉器，即便发现了，也只敢取走里面的金丝，这就造成现在考古发掘时，很少能找到完整无缺的金缕玉衣，多数都已残缺不全，变成零散的玉片堆积在那里。
第三种是“玉棺”。从字面意思理解，玉棺是用玉石制成的棺椁。通过考古发现，在河北满城汉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汉墓以及江苏省大云山这三个地点，先后出土了三具玉棺。其中，大云山出土的那具尤为珍贵，据说属于汉景帝刘启之子江都王刘非的墓葬。而且，这件“玉棺”的珍贵程度远超金缕衣。
第四种形式较为杂乱，称之为“陪玉”，是因为这类陪葬品在陵墓中没有固定规格。例如西汉初期流行三种主要方式，即逝者手中紧握玉石，口中放置玉石，或从体腔内填塞玉石。古人相信玉石具有防腐功效，能够防止尸体腐烂。因此，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上述三种方式，目的是阻断逝者体内气息的运行，确保遗体不发生腐败现象。
种种，都是葬玉文化的具体体现。
总结起来，汉代民众对玉的看法和情感寄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丧葬用玉习俗的演变和兴盛。显而易见的是，董仲舒倡导的“排斥诸子百家，只推崇儒家学说”，更是对人们的思想方式及行为习惯造成了难以磨灭的长期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