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墓遍布全国，数量众多，除了西藏和台湾地区，其他各省区均有出土。特别是两汉时期的都城及郡县所在地，分布尤为集中。据不完全统计，其数量已超过万座。这些墓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其中诸侯王级别的墓有20余座，列侯级别的则约有80座。
除了沿袭自战国时期在墓地上堆砌坟丘的做法之外，贵族和官僚的墓地还围绕坟丘用夯实土筑起了围墙，以此作为墓地边界。在东汉时期，人们开始在墓前树立墓碑、建造祠堂、设置墓阙，并在阙前开辟了神道。神道两侧还排列着人物和动物的石雕立像。
马王堆汉墓出土黑漆彩绘漆棺
构筑方式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地面上挖掘出长方形的竖穴土坑，用作墓室，这种墓室被称为土坑墓；接着在坑底用木板搭建起墓室墙壁，这样的墓室称作木椁墓；若使用空心砖、小砖或石板（块）来砌筑墓室，则分别命名为空心砖墓、砖室墓和石室墓。另一类是在竖穴土坑底部的一端或一侧开凿出横向的洞穴作为墓室，这种墓室被称为土洞墓或洞室墓。此外，还有一种在山崖上开凿洞穴建造的墓室，称之为崖墓。部分空心砖墓以及砖室墓亦是在土洞内构建而成。众多规模宏大的砖室与石室墓中，广泛采用彩绘壁画作为装饰手段，此类墓室被称为壁画墓。在石室墓的墙壁上雕刻各类图案的，被称为画像石墓。而在砖室墓中，则额外镶嵌了一种印有画像的砖块，此类墓室称作画像砖墓。
诸侯王的陵墓建造方式与普通汉代墓葬大致相似，然而其构造更为繁复。它们通常采用竖穴土坑的形式，内部设有多层棺木，棺木外部还设有用黄肠木构成的防护结构，如北京的大葆台汉墓、长沙的咸家湖汉墓便是如此。而另一些则是凿山而成，内部布局有多个侧室和耳室，如满城的汉墓和曲阜的九龙山汉墓。还有一些则是将竖穴与凿洞相结合的建造方式，典型的例子有广州的南越王墓和徐州的北洞山汉墓。北洞山汉墓的主体结构是通过在山中开凿洞穴而成，至于府库、仓库、厨房等配套设施，则是通过挖掘竖穴石坑后进行砌筑，其建筑形式与南越王墓的构造大体一致。
马王堆汉墓出土云纹漆盒
土坑墓、土洞墓、空心砖墓以及砖室墓通常仅采用木棺作为葬具；而木椁墓则多为一棺一椁，诸侯王和列侯则多使用双层或以上的棺椁。总体来看，在西汉初期，土坑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和木椁墓较为盛行，多为单人葬；而到了西汉后期，石室墓、砖室墓和壁画墓开始出现，夫妻合葬也逐渐成为一种流行趋势。东汉时期，砖室墓在中华大地普遍推广开来，画像石墓、画像砖墓以及崖墓在山东、四川等地区亦广泛流传，且家族多代合葬的风气盛行。无论是单独安葬还是集体合葬，逝者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
身份的高低、财富的多寡造成了显著的差异。在西汉初期，贵族和官僚普遍将逝者视同生者，将生者使用的车马、金银珠宝、丝绸衣物、铜制漆器、食物以及货币等物品一同放入墓穴；同时，他们还会将房屋、田地、武士、奴仆以及牲畜等制成模型或偶像，一并陪葬。而普通的汉墓中，也常常可以找到一定数量的铜制和陶制的日常生活用品。自西汉中叶起，陶制随葬品逐渐增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也日益丰富。与此同时，原本较为珍贵的铜制和漆制器物却逐渐减少。及至东汉晚期，绝大多数的随葬品已被陶制明器所取代。
马王堆汉墓出土朱地彩绘漆棺
实际上，南昌海昏侯墓并非是唯一引起众人瞩目的汉代古墓，先前挖掘出的众多汉墓同样因为出土了具有极高考古价值的文物而备受瞩目。
近期常被谈论，与海昏侯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沙马王堆汉墓。这座墓葬属于西汉初期长沙国的丞相利苍及其家族，其中出土了包括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陶器、竹简、印章、封泥、竹木器、农畜产品以及中草药在内的3000多件珍贵遗物。值得一提的是，还发现了一具保存极其完好的女性尸体。
此外，满城汉墓因陪葬品的奢华富丽而闻名遐迩。该墓属于西汉时期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夫人窦绾的陵墓，其中出土了包括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以及丝织品在内的各类遗物超过一万件，其中不乏“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极具代表性的珍贵器物。
显而易见，众多保存状况良好的汉代陵墓常常能发掘出众多文物，这种现象与当时盛行的“厚葬”习俗密切相关。
厚葬成风的汉代
在两汉时期，厚葬之风盛行，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人们坚信灵魂不灭，正如王充在《论衡·薄葬篇》中所言，“认为死者有知，与生者并无二致”；其次，这种观念导致人们将死者视同生者，迷信于死后存在另一个世界，鬼神与生者一样需要饮食和居住，正如《左传·宣公五年》中所记载的“鬼犹其食”。因此，对于逝者的祭奠应当与生者同等重视，这便是所谓的“事死如事生”（出自《左传•哀公十五年》）。故此，生活中所需之物，皆应安置于墓室之中。
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错金博山炉
秦朝统治者的墓葬之奢华在历史记载中尤为显著，即便是秦始皇的陵墓也不例外。汉朝沿袭了秦朝的制度，而其墓葬的奢华程度甚至被普遍认为超过了秦朝。
汉武帝在世时修建了茂陵，据《汉书》记载，其中藏有大量的金钱、财物，以及鸟兽、鱼鳖，还有牛马、虎豹等生禽，共计一百九十种。
即便以“节俭”闻名于世的汉文帝也无法幸免。他生前曾表示，去世后要实行“薄葬”，不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重物品作为陪葬品，仅用陶器和瓦罐作为陪葬。然而，到了晋代，霸陵遭到盗掘，出土了大量的金银珠宝。
汉代君主普遍采用豪华的葬礼方式，据《晋书·索琳传》所载：“一旦汉天子登基，便开始营建陵墓，全国上下的贡品中，有三分之一被用于此。”换言之，每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三成被用于皇陵的建造。尽管这些数据可能并不完全精确，但从中可以窥见汉代厚葬习俗之一斑。
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金缕玉衣
帝王不仅注重厚葬，宗室和有功之臣也纷纷效仿。史籍中提到的“窦氏青山”、“卫青庐山”、“霍去病祁连山”等地名，都是用来形容汉代显赫家族墓地的高耸。《汉书•佞幸传》中记载，哀帝的宠臣董贤去世后，其葬礼极为奢华，“乃复以沙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壁以棺，至尊无以加。”
自然，汉代的墓葬实行“厚葬”习俗，并不仅仅是在墓穴中堆满贵重物品那么简单；实际上，它主要是依照“事死如事生”的理念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死者生前所享用的各种物品都应随其入土为安。这种墓葬的结构设计呈现出宅第化的特点，而陪葬品的种类则显示出生活化的倾向。
海昏侯墓园的总面积约为四万平方米，其中分布着以海昏侯墓为中心的九座墓葬以及一座车马坑，布局错落有致。墓园内的地面建筑设施完备，包括祠堂、寝宫、便殿、厢房等，以及墓园围墙、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基址，都清晰可见，仿佛重现了墓主生前的景象。
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乳钉纹铜壶
这种“事死如事生”与汉代人对孝悌思想的推崇不无关系。
孔子言：“人活着，应以礼相待；人死后，应以礼安葬，以礼祭祀。”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孝道”不仅体现在对生者的亲情和尊敬，更在于父母或长辈离世后，仍需持续践行孝道。《孝经》有云：“孝子对待父母，平日里要表达敬意，养育时要给予快乐，生病时要表达忧虑，丧事时要表达哀悼，祭祀时要表达庄重，这五方面都做到了，才能算得上真正侍奉父母。”
尽管孔子并未推崇豪华的葬礼，然而在汉武帝推崇儒家学说至极的背景下，古代儒家关于“对待死者如同对待生者”的丧葬理念得到了极大的弘扬，并最终构成了汉代崇尚厚葬的理论基础。
当然，厚葬现象看似是繁荣的象征，然而，它同时也给那个时代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实际上，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这种厚葬的风气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承受范围。
《后汉书》中记载，崔姓家族为了修建墓地和碑祠，耗尽了家财，最终家道中落，一贫如洗。文中提到，崔寔的父亲去世后，他变卖田地房屋，建造墓地，立碑纪念。葬礼结束后，家中的财产已经耗尽，由于贫困，他只能以酿酒和贩卖为生。……崔寔在建宁年间病逝。家中空无一物，连丧葬的费用都筹集不到。
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出土 长信宫灯
在《盐铁论•散不足》一文中，汉代学者桓宽曾经讨论过这种社会现象。他指出，广大民众纷纷效仿厚葬的风气，以至于出现了拆房卖地的极端行为。
东汉时期，朝廷已颁布诏令，明确禁止了所谓的“厚葬”这一奢侈浪费的行为。《后汉书·明帝纪》中提到，明帝在永平十二年时，曾下诏对“厚葬”行为进行谴责并予以禁止。诏书中指出：“如今，民间丧葬风俗竞相奢华。生者无积蓄，却将财力耗尽于墓地；家无余粮，却将牲畜用于祭祀。耗尽世代积累的家业，仅为了满足一时的丧葬之需。”
汉代的墓葬习俗并未真正起到保护墓主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汉墓频繁遭受盗掘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在考古界流传着“汉墓十之八九为空”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