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阳公”到“汉献帝”
这一年，也就是魏明帝青龙二年，在234年的三月庚寅这个日子，山阳公刘协离世了，这时他活到了五十四岁。
彼时，距其把天子之位“禅让”予魏王曹丕的延康元年即公元 220 年，已然过去 14 年；距其自关中辗转返回洛阳，又被曹操迎至许昌从而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元年即公元 196 年，已是过了 38 年；距其于中平六年即公元 189 年八月洛阳之变后被董卓强行拥为皇帝，已然历经 45 年之久。人们鲜少察觉到，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他成了东汉历史里在位之时第二冗长的皇帝，仅仅略微逊于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
盛大的葬礼经由曹魏王朝为刘协操办，葬礼规格相当高，由一系列具备严格等级意义的环节所构建，涉及明帝持本人素服发哀，司徒、司空持节吊祭护丧，天下在此时被大赦，太尉带着太牢去文帝庙告祠，向山阳国赠以册书，等等。当中最具象征意义是这一项，即“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就像山阳国刘协之陵被称作“禅陵”那样，“孝献皇帝”这个谥号同样有着清晰的政治指向内涵指向汉魏禅代。曹魏的王权，寄希望于，谥号这个古老咒语具备的魔力，当人们，从口中念出，“汉献帝”这三个字时，他们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会再一次，得到肯定。
然而，刘协在中平六年（189）“被即位”，一直到延康元年（220）“被退位”，这期间历史脉络丰富又复杂，“献帝”二字怎能轻易将其覆盖呢？汉魏禅代是这场“三十年战争”最后的历史结果，可这结果是由无数人通过无数行动交汇互动形成的。曹魏王权依靠“献帝”谥号象征的皇帝权力起源过程，就如同从历史尽头照回来的探照灯柱，庄严耀目，然而必须借助其他历史参与者的黑化才能成就。
在往后的日子光阴里，“献帝”变为了刘协永远不变的名号称呼。翻阅查看《隋书·经籍志》以及中古史注、类书所引用的内容，除去一部《山阳公载记》，《献帝纪》《献帝传》《献帝起居注》《献帝春秋》，就连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里的《孝献帝纪》，满眼都是“献帝”。实际上，其中有的作品创作完成于刘协被赐予谥号“献帝”之前，甚至完成于汉魏禅代之前。也就是说，这些作品都由于“献帝”这个称呼用语的广泛流传而丧失了原本的名称名字。
不过，如同《千与千寻》里汤婆婆给千寻改名却没能让她失掉内心那般，这些作品没有因被安上“献帝”之称便改变方向。虽说同样是“因彼之名”，实际上每部作品都有特定的书写站位充斥在里面，背后是作者作为历史参与者的特定时空经历。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何尝不可以被视作作者带着献帝去经历的一次时空之旅呢？只是重点不是刘协个人的旅行感受，而是旅程自身的路途与景致。就像那些陈旧俗套的情节，在这场持续漫长、无休无止的争夺人才大战之内，以往的强者最终仅仅斩获一块“献帝”的名号招牌，原本细微弱小的声音却转而接连不断、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变得口角不歇起来。
《献帝传》：曹魏国史配方
还是先从曾经锣鼓喧天的主旋律作品开始吧。
我们所谈论的是《献帝传》，这部作品不知因何种缘故未被记载于《隋书·经籍志》，不过在《三国志》裴松之注等中古史注里有着诸多佚文留存，由于书名当中有一个“传”字，故而多被学者归到魏晋时期兴盛一时的“杂传”类别之中，然而现存的《献帝传》佚文很容易发现不符合“杂传”特征的地方，面对这种矛盾情况，持有“杂传”说法的人只能认定《献帝传》是一种未写好的“杂传”，像“叙事冗长，结构散漫，还分散了对人物个性品格的传写与刻画等等”这样。
关键之处在于，也许《献帝传》压根就没打算去描绘塑造献帝的个性与品格表现。也就是说，《献帝传》这个书籍名称，并不表明这就是一部关于献帝的个人传记记述。从现存的佚文情形来看，这部作品的记事涵盖范围大概是在中平六年（189）献帝登基就位直至青龙二年（234）以山阳公身份离世的这段时期，与献帝的一生历程相伴随始终。其内容牵涉到许多层面的史事状况，然而这些史事跟献帝的个人具体经历不一定有着直接关联。
比如，《献帝传》的佚文当中，多次出现了好似个人小传一样的文字，传主有马腾、沮授、秦朗等人物。马腾和献帝被困在关中那段时期的活动，稍微存在一些关联，可是另外两位，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沮授作为袁绍的谋士，是被大家所知晓的。《献帝传》里看到的和沮授有关的文字，不是随便就提到的，而是从像“沮授，广平人。年少的时候就有远大志向，有很多谋略”这样如同列传开头的文字，到官渡之战前后向袁绍进言的具体细节，再到被曹操擒获之后两人的来回对话，一篇完全的《沮授传》，就已经快要呈现出来了。这些文字显然对献帝“个性品格的传写与刻画”并没有任何帮助。
使得问题变得越发复杂的是，《献帝传》当中一部分内容，采用的却是编年的形式，请看下面即将展示的佚文。
兴平元年，也就是 194 年，正月之时，有个甲子日，皇帝举行加元服仪式，司徒淳于嘉当作宾客，还额外赐予了玄纁以及驷马。
延康元年，也就是公元220年，在十月辛未这一天，魏王登上高台接受禅让，公卿们在一旁，列侯们也在旁边，诸将还在周边，匈奴单于也处其中，那些来自四夷的朝见者达数万人都在陪着站位，之后进行了燎祭，向天、向地祭，向五岳祭，向四渎祭。
青龙二年（234）八月壬申，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置园邑。
具有以干支记日作为起始的这种叙述方式，毫无疑问是属于编年体，三条佚文所关联的年代里，先是处于身在关中的兴平，接着经过汉魏禅让的延康阶段，最后到了去世后进行安葬的青龙时期，它贯穿了献帝一生里的主要时间阶段，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形式在整部《献帝传》当中也应该是从头到尾都得到贯彻的。
存在于《献帝传》里的编年体内容，极易使人联想起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并且，前述的那般若干个人小传和“列传”相类似。当然咯，这可不是说《献帝传》必定就是一部纪传体史书。由编年体的基本体例以及插叙的人物小传构建起复合文本，同样能够容纳这两种基本结构。
有类似复合的文本结构，并非完全没有先例可寻。荀悦在建安年间创作的《汉纪》就是这样。《后汉书·荀悦传》提到献帝让荀悦“依照《左氏传》的体例来创作《汉纪》三十篇”，荀悦自己在《汉纪序》里说“汇集收拾旧有的书籍，摘取编排表和志，汇总成为帝纪”，好像《汉纪》纯粹是编年体。实际上它在行文之中时常带有插叙的人物小传。这样的结构被东晋袁宏的《后汉纪》所承袭。从这一角度来讲，《献帝传》能够说是名为 “传” 而实际是“纪”。
就从这里看起来，《献帝传》这个作品，有着严谨的体例，还有丰富的内容，很有那种整体时代史的气象，和“献帝的个人传记”这个从书名得来的表面印象相比，它们之间的差距不是能用道路里程来计算的。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经裴松之注引，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延康元年（220）冬十月“汉帝以众望在魏云云”一段之后，所提及的“《献帝传》载禅代众事”具备值得深入详尽分析的价值。其中所谓的“禅代众事”，它并非单纯仅仅涵括针对汉魏禅代进程的史事描述叙述，反而还细致入微地记录了在这一特定过程期间，魏国的臣僚群体、魏王曹丕与献帝朝廷这三者相互之间所产生发生的文书一来一往交流，其字数几近达到一万言。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当中，首次凭借“禅让”模式达成实现的王朝更替的众多繁多细节内容，正是依靠借助这方得以知晓了解。因而在此对裴注表达由衷的感谢之情。
《献帝传》载“禅代众事”表
看起来像是表格所具体指示的那样，那段时期里正式的禅代进程被划分成了A-H这八个不同阶段，并且，在每一个阶段范围之内，又各自涵盖了数量不相等的若干个回合，其中，少的情况下会有二、三个回合，而最多的时候能够达到十三回合，这对于后世的读者而言，真的是极其考验耐心的呀！阶段A时，魏国臣僚先后依据谶纬、符瑞劝进，魏王曹丕都予以辞让 ；阶段C之际，是汉献帝第一次册诏禅让，魏国臣僚进行劝进 ，魏王有一让 ， “十三回合之战”就在这一阶段发生 ；阶段D里，魏国臣僚再借助符瑞劝进 ，魏王予以辞让 ；阶段E期间，是汉献帝第二次册诏禅让 ，魏国臣僚进行劝进 ，魏王有二让 ；阶段F之时，魏国臣僚再次进行劝进 ，魏王态度有所松动 ；阶段G当中，是汉献帝第三次册诏禅让 ，魏国公卿进行劝进 ，魏王有三让 ，之后表示接受 ；阶段H期间，是汉献帝第四次册诏禅让 ，魏国臣僚上奏典礼安排方案 ，魏王下令说： “可。 ”。”
这无疑是预先安排妥当的“仪式”，属于禅让大典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个进程相互关联，逐步推进；参与的各方凭借言辞与行动紧密协作，一同把汉魏交替的正当性予以论证。禅代进程中运用过的这些文书，在曹魏王朝理应是当作官方档案留存的。而《献帝传》以这般形式来记录这一进程，既表明撰者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资料，又表明撰者是以处于曹魏王朝内部的政治立场在《献帝传》里呈现这些资料的。也就是说，曹魏王朝自身极有可能就是《献帝传》的撰写主体。只有这一主体才既有动机、又有能力以如此方式来书写汉魏禅代。
似乎曹魏并没有为东汉修撰前朝历史的计划，然而“献帝时代”对于曹魏皇帝权力的出生正当性来讲是极其关键的。“国史”修撰工作包含这一时代，在文帝、明帝两代已经有了比较大程度的蓄积，最终在魏末司马氏主政的时候呈现出王沈《魏书》这个成果。王沈与司马氏结党，他所主持的《魏书》在魏晋交替的诸多关键之处“大多是当时的忌讳”，常常被后人指责。不过在书写献帝时代的那部分内容上，或许依旧承袭了之前文、明时代曹魏王权的立场。《献帝传》极有可能系涉曹魏国史修撰事务里的一个环节，起码存在紧密关联，尽管此书名称的由来并不明晰，然而其主旨无疑跟“献帝”这两个字于当时的政治意涵相契合，曹魏国史的构成要素及特色。
《献帝起居注》：献帝朝廷绝唱
说起“献帝时代”，人们常常会联想起另一个词——“建安时代”，这并非只是由于建安时代跨度长达二十五年（196 - 220），占了献帝时代的大半，更是曹魏王权主导历史书写所导致的。翻开《三国志·魏书》就能感觉到，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都许致使时代秩序出现了转折点。在此之前的极度混乱反衬出此后重建政治秩序的非凡功勋；曹操凭借此确立了汉朝“功臣”身份，从而铺就了一条通向曹氏代汉的禅让之路。
之前的献帝时代，确实充斥着各种不堪，董卓入京强行废少立献，接下来是火烧洛阳并挟献帝西迁长安，王允、吕布合作谋划诛杀董卓，之后凉州将领李傕、郭汜在关中混战，还有献帝经历重重艰难的东归之路，国人因《三国演义》对这些情节耳熟能详，这些当然不是凭空虚构，然而对于亲身经历这个时代的政治精英而言，在凉州军阀搅局之外，献帝时代在都许之前仍然有不能轻易被否定的积极一面。犹如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所说的那般“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他们内心之中进行比较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后来的建安时期，而是前头的东汉桓帝时间段以及灵帝所处的时期。
人人皆知，东汉后期的时候，清流士人和内廷宦官的冲突成了时代主题。前者一开始追求的只是反对“坏宦官”，后来渐渐发展到从制度方面彻底清除宦官这种激进的主张。虽说经历了两次“党锢”，清流这边输得很惨，可激进政治理念产生的影响力一直没减退，结果连袁绍、曹操这种原本出身宦官阵营的青年精英都被卷了进去。正当宦官势力于中平六年（189）八月在洛阳之变里被戏剧性地整体消灭掉之后，即便迎来了凉州军阀董卓主政的一段小插曲，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士人精英依然对用新理念去更新皇帝权力结构念念不忘。这一更新进程跟整个献帝时代一直相随，不是因为“建安”的出现就发生中断。或者更确切地讲建安时代同样构成了这一更为宏大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在政治秩序转换这个层面上，讲“汉魏革命”起始于献帝时代而非汉魏禅让，大概也不算过分。
有这样一部作品，幸运的是，它由献帝即位后的士人精英主导书写，献帝朝廷与曹操合流后它仍未断辍，一直坚持到了建安后期，汉魏禅代之后它也未被曹魏国史完全覆盖，最终在中古史注、类书中留下若干残迹，这就是《献帝起居注》。
《献帝起居注》这个书名，有着颇为值得我们去仔细分辨剖析的价值。就像之前说到的那样，在青龙二年，也就是公元234年的三月，刘协去世之后才被追加谥号为“孝献皇帝”。有一部成书于汉魏政权交替禅让之前的书籍，理所当然是不可能用“献帝”来作为书名的。姚振宗所著的《后汉艺文志》里面认为，这部书原来的名字是《今上起居注》，在汉魏禅让之后才改称为《汉帝起居注》，一直到青龙二年刘协去世之后才又改称为《献帝起居注》，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想。
《隋书·经籍志》把《献帝起居注》列为中古“起居注”类作品开头首位，称其“都为近侍之臣所记载”，用于区分汉代女史掌管的宫内“起居注”，这个看法值得予以重视，《献帝起居注》叙事起始点是中平六年（189）八月的洛阳之变，比九月初一的献帝登基还要稍微早些，恰恰是在此之后，东汉皇帝身旁的“近侍之臣”总体上从宦官变成了士人，新型“起居注”的创作，或许也是当时掌控朝政的士人精英重新构建皇帝权力的一个环节。
被称作《献帝起居注》的全书、很早便已散失不见踪影。从中古时期史书注释里头，再加上各类书籍留存下来仅有的零散片段来看，和前面提到过的、有着整体时代历史风貌的《献帝传》相比，风格差异极大。这部书运用的是单纯按年代顺序编写的体例，并大体聚焦于献帝所在时代、皇帝权力施展的历史进程，给人一种十分强烈的如同“本纪”般的感觉。献帝所在朝廷在制度构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在这本书里被着重记录下来。这可不只是局限于和曹操联合后处于建安时期的情况，里头还涵盖了定都许昌之前、处于乱世四处漂泊不定时的许多举措。如献帝刚即位的时候，“开始设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人员各有六人，他们出入于宫廷禁地，在皇帝身边侍奉，处理尚书事务”，这是在洛阳宫中的宦官群体被消灭之后，重构内朝体制的重要部分。它没有特意把献帝时代划分成定都许昌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段，反倒从一定程度上突出了献帝朝廷的历史连贯性以及那个时代的意义。很明显，书写它的人与曹魏王权保持了比较大的距离。
姚振宗所著《后汉艺文志》表明，“依据《起居注》来看，只有天子才能够拥有这样的制度。献帝自从退位之后，自然就不能够再有《起居注》了”，好像在暗示《献帝起居注》应该在延康元年（220）的汉魏禅代之时终结。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今所见记事内容最晚的《献帝起居注》佚文，给我们提示了更加复杂的线索。
此佚文在《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所引出，为：“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诏书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这里所讲的“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应是“建安二十一年”有误。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甲午初一，当月根本没有壬申日。而二十一年（216）二月辛未初一，初二便是壬申。这时距离延康元年（220）十月的汉魏禅代还有四年多。这段时期属于汉魏禅代这一历史进程的最后阶段，期间还存在曹操离世以及曹丕接任的情况，大事件发生的频率极其密集，按理来说值得记载的事情非常多。然而如今所见到的《献帝起居注》佚文，的确看不到之后的内容。鉴于这条佚文以“诏书绝”三个字开始，这表明从此以后许都的献帝朝廷不能够再以汉皇帝或者天子的身份去发布诏书，那么《献帝起居注》很有可能也在此处终止了。
把“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当作献帝“诏书绝”的标志，这里面是有深意的。按照《月令》里面古典的说法，在重要时令颁布诏书，能显示出皇帝，作为“天子”，在让宇宙秩序和谐时所起到的神圣作用，这可是汉代皇帝的重要权力。《献帝起居注》既然说“不复行”，那就表明在这之前的献帝，仍然得遵循这样的惯例，在每年“立春之日”，下达宽大的诏书，以此来表明天下正统的所在之地。选这个当作“诏书绝”的标志，意思是要剥夺汉皇帝让宇宙秩序和谐的那种功能。反过来讲，这种功能应当由魏公曹操去替代行使。同年二月二十四日，曹操于邺城进行“始春祠”，恰好是在初二献帝颁发“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之后。
在此之前的建安十八年，也就是公元213年的时候，曹操成为了魏公，建立起了魏国的宗庙社稷，还设置了侍中、尚书以及六卿；到了十九年，即公元214年正月，魏公开始亲耕籍田；同一个十九年的三月处，让魏公的地位居于诸侯王之上，并且配置了典刑的理曹掾属。紧接着此后到第二年的二十一年，即公元216年三月，魏公再度进行了亲耕籍田的举动；到了五月，将公爵晋升为魏王；又过一年到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217年四月，命令魏王设置天子旌旗；同年十月，又让魏王的冕服装饰为十二旒，还把五官中郎将丕确立为魏太子。汉魏禅代当作一个整体规划的王朝更替方案事项，在这几年之中已然处于紧锣密鼓且步步为营的状态之中了。随着曹操身份日益进行“去臣化”，汉皇帝的各类制度性权力被魏公或者魏王逐渐替代行使，二月壬申的“诏书绝”，还有《献帝起居注》的终止，应该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用多说，其终结者，必然是即将实现“去臣化”进程的曹氏一方。
范晔《后汉书》中的献帝书写
在前文中，从二者的佚文里，也就是《献帝传》以及《献帝起居注》，分别得到了曹魏王权与献帝朝廷这两种不一样的声音。不过，在都许之后也就是都许这一事件发生之后，后者也就是指献帝朝廷，开始渐渐被前者压制到底，究竟压制到何地呢？压制到完全销声匿迹的程度，可纵然是如此，这二者毫无疑问都归属于特定的政治势力范畴之内中的东西。在它们即曹魏王权与献帝朝廷为献帝所规划设定好的旅途中，献帝这一人物本身，尽管戴着稍微有些不一样的假面，穿着稍微有些不一样的华服，还不断重复发出稍微有些不一样的话语，然而，作为“道具”的这种属于道具层面的身份，都是完全一致的呢！就好像能说是属于另一种意义层面上的“殊途同归”这样的状况了。
能让我们有机会听到献帝本人发出的声音吗，即便他没办法去选择自身的旅行路线，那会不会有人，在其行程当中，记录下他个人所发出的声音，而不是像那种类似“玉音放送”的台词呢？
答案好像是已有的。建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214年，献帝皇后伏氏家族谋反事情败露，曹操派遣尚书令华歆率兵进入宫中去收捕伏后。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脑海中大概马上都能够立刻呈现出相关场景。实际当时伏后与献帝之间的对话，早就已经在范晔所著《后汉书•献帝伏皇后纪》中长久地回响：
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
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顾谓郗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
存在着一个，有着极大冲击力以及画面感的告别。于此处，献帝并非是那个，为曹魏王权或者献帝朝廷，尽到责任去表演的完美傀儡，其发出来了，面对悲剧命运的挣扎之声。仅仅才有短短三句话，在为献帝获取到无限同情的同时，把“汉贼”的十字架，稳稳地钉在了曹操的背上。
感动之余，得想想这声音源自哪儿。毕竟范晔撰写《后汉书》是在献帝之后两百多年。就像刘知几《史通》评论说的“广泛采集众多书籍，编纂形成汉代典籍，看他选取的内容，很有奇特精巧之处”，范晔的果断体现在取材整合上，不是凭空编造。上面提到的伏后诀别段落，实际上一次出现在东晋袁宏的《后汉纪》里，二次出现在西晋张璠的《后汉纪》中，三次出现在吴人所写的《曹瞒传》中。追溯史源的结果，竟然来自曹魏的敌国孙吴那边。
具有同样性质的那种声音，于《后汉书·献帝伏皇后纪》里还曾出现过一回。在讲述献帝都许呈现出“守位而已”且“其余内外，多见诛戮”这种状况之后，献帝向进入殿中前来朝见的曹操说道：
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
以天子那般尊贵的身份对着曹操这般如此去言说，哪怕仅仅只是个傀儡，那分量重到何种地步是能够想象得到的，何况所处地点又是在许都献帝的宫中呢。曹操听到之后果然就“脸色大变，低头抬头之间急切地想要出去”，走出宫殿之后“看看身边的人，汗水湿透了后背，从那以后再也不敢再来朝见奏事了”。
这段文字，特别是献帝所说的话语，突出展现了被曹操挟持的天子那种窘迫的状态，然而其中又残留着些许自尊，在与后来伏后诀别之时的无奈悲愤形成了一个延续的叙述，应该是源自同一种立场的书写。很明显，身为当事人的曹魏一方和献帝一方，都并非作者。前者不会这样去黑化自身，后者就算想要书写或者已经书写了，也没有机会留存下来。
上面范晔的那些文字，有可能是从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那里沿袭而来的。《太平御览》的卷九二《皇王部·孝献皇帝》之中，保留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和范晔书中所叙述的（从“献帝都许，守位而已”开始到“自后不敢复朝请”结束）几乎没有差别，还标注了来源是《汉晋阳秋》。大家都清楚，习凿齿在东晋中期创作的这部作品，完全改变了西晋时期陈寿所著《三国志》把曹魏视为正统、将蜀吴当作僭伪的立场（这同样是西晋的官方立场），把蜀汉当作继承东汉的正统之处，而曹魏反倒成了并非正统的政权。上述文字背后所秉持的政治站位，跟习凿齿的那种认定蜀汉才是正统而非曹魏的观念，恰恰保持着一致。
《汉晋春秋》实际上也是有所依据的，这个依据便是《献帝春秋》，其相关佚文能在《说郛》卷五九中见到。《献帝春秋》是孙吴袁晔所创作的作品，因为记载了很多传闻，所以被裴松之斥责为，“所记载的诸多内容，都源自粗俗浅陋之处，真可谓是用我们这类人的话语去过分污蔑品行高尚之人的呀，袁暐（晔）荒唐不靠谱等情况里，这是最为严重的情况了”。由此能够想象到，这类借助献帝之口来渲染曹魏王权并非正统的民间传闻小故事，最是让敌国朝野之人津津乐道。表面看似是出自献帝个人之口，实则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台词”罢了。
颠倒之旅
对“献帝旅行记”进行的梳理，暂时宣告一段落了。能够看到，旅程在献帝即位之时，就同时开启了，由士人精英所创制的《献帝起居注》，它陪伴着献帝经历了西迁以及东归。在建安元年（196）与曹操合流之后，一方面，献帝朝廷的声音被逐步压制了，另一方面，曹魏王权开始主导对献帝时代的历史书写，在汉魏禅代之后，更是通过修撰国史的方式，加以强化了。《献帝传》在这一进程里诞生，献帝于明帝青龙二年（234）去世后谥号为“孝献”，陵墓称作“禅陵”，它们相互呼应、互为补充，联合构成了谱写曹魏王权正当性的庄重和谐的声音。
然而呢，魏晋禅代过后，西晋官方依旧把曹魏当作正统，可情况却开始有了改变。即便西晋官方以曹魏为正统，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将魏、蜀、吴三国并列放置，却还是能让朝野的精英们接纳，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呐。西晋后来灭掉吴国达成南北统一，这又给孙吴时代以敌对国家立场写下的好多传闻之辞提供了传播的舞台，致使那些传闻之辞渐渐进入主流的视野当中。一直到永嘉南渡的时候，在建邺的精英们不断地回顾中州往昔，这种形势最终彻底发生了反转。率先开启相关撰述的是习凿齿所著的《汉晋春秋》，最终确定论断的是范晔所写的《后汉书》，我们眼看着曹魏王权于历史书写里走向了跌落，献帝这个人是以一种带有戏剧化色彩的悲剧形象，被当作祭品奉献于这场姗姗来迟的“复仇”之中了。
放下笔的时候，不禁展开奇妙的想象，要是能够前往过去，你会期望去瞧瞅哪个历史阶段的献帝呢？我的回答是兴平二年（195）十二月庚申。 在那个冷冷的冬夜，东行返回的献帝朝廷在弘农曹阳亭被李傕 、郭汜的军队追上，凄惨地遭遇杀戮。献帝一行人慌张地爬下十几丈高的黄河岸边，才得以登上船只向北渡河。其余没办法渡河的人很多，争着往水里去攀爬船只，据说 “船上的人用刀砍断他们的手指，船里的手指多得可以捧起来”。遭遇一船的公卿、后妃以及残指，回首那逐渐远去的高岸屠场，那个惊魂还未平定的少年天子，或许曾有过瞬间就消逝的本色表露。
这本书是徐冲所著的《带献帝去旅行：历史书写的中古风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二零二四年一月出版。澎湃新闻经过有关方面准予授权后进行了发布，并按照要求略去了原文注释写在这里。
